2008年1月5日，今天是一个对我来讲有特别意义的日子。

    首先，按我身份证的出生年月日，今天是我61岁的生日。所以，我的同事、研究生一如既往地又给我过生日（我的家人总是在我农历生日的那一天给我过的，今年的那一天是2008年1月21日）。面对同事和学生们真诚的祝福，我非常感谢。虽说我努力工作、辛勤服务只求奉献，不图回报，但看到自己的工作能够被人们肯定，被人们所理解；看到有这么多人记挂着我，在为我祝福，我还是十分感动和温暖的。我知道，除了今天出席生日宴会的9人以外，还有一些人在祝福我，我愿意此文向他们表示我衷心的感谢。谢谢你们，所有关心我、支持我、理解我、帮助我的同志们、战友们。

    其次，九届省政协29次常委会议今天上午闭幕。他的闭幕表示我将离开我生活和工作、战斗了10年的省政协。10年岁月，对一个人来说不算短。回顾10年的战斗历程，我无限感概，浮想联翩。我生在新中国诞生前夕，长在红旗下，学着毛选前进，凭着热血挣扎。1965年进入上海交大，1966年投入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洪流中去。一路上历经坎坷，几经沉浮。是我最早贴出大字报，反对“红五类”血统论，并直接发展一个资本家的儿子和一个有问题干部的儿子成立了红卫兵，筹建了上海最大的红卫兵组织“红革会”，因此遭到第一次打击；是我筹建了上海市跑打司令部联合兵团，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上海市委，串联并组织成立了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并亲自到工厂调研推举王洪文为司令，因此我被上海市委内定为反革命。在然后出现的“安亭事件”时，按照中央和中央文革的指示，直接配合张春桥上安亭、赴苏州说服去京告状的工人分批回到上海，一时间成了张春桥的亲信和红人。但我反对首都住沪联络站和来沪扇风点火的聂元梓、蒯大富等人的极左做法，不同意提打倒上海市委和陈丕显、曹荻秋的口号。为此和上海三司赵全国等人发生冲突，在《解放日报事件》中被围攻2天3夜，终致昏厥送到延安医院，诊断为“轻度神经分裂”，导致我这辈子最长的45天住院。就在我住院期间，上海发生了巨变，“一月革命”发生，我们这些才20来岁“革命小将”一下子被推倒了上海市的领导岗位上。我出院回到兵团，只见各级领导全部打倒或靠边，许多我所崇拜的领导，如刘少奇、朱德、贺龙等或者是走资派、或者是军阀、土匪，全都变成了革命对象，公检法被完全砸烂，各种各样的人到我们跟前来哭诉、来告状。红卫兵内战愈演愈烈，社会上你争我夺，一片混乱。凭着12年的学习和修养，我心中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于是潜心研究和写作，想着利用我在兵团的威望，模仿延安整风，纠正团内各种错误思想。然而这只是我的一种痴心妄想。很快，红卫兵之间的内战发展成一种共同的感觉，即对张春桥历史的怀疑和他想当上海市人民公社社长的讨伐，但是就在声势浩大的炮打张春桥运动即将发生之际，一个中央文革来电一下子把上百万人打成了反革命，我们的组织也被从人民公社的核心位置开除。1967年2月，我第三次被打成了反革命。回到交大后，在复课闹革命的时候，为了收买我，曾经让我当任船舶工程师的系革委会主任（主持工作），在我在学校搞三结合革命干部的时候，又和张春桥、徐景贤及其他们支持的组织发生冲突，我也一直没有停止发对张春桥、姚文元的斗争，导致1969年上海市清查“5.16”和“胡守均反革命小集团”时第四次被打成反革命。1970年分配时，根据上海市革委副主任王秀诊“离开上海、不离开华东”的指示，我被直接分到山东省小清河航运局船厂。恰逢山东正反王效禹和清查“5.16”，我又被放在“反革命”的位置，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然而我并不老实，总理逝世时，我写了悼念的诗贴在墙上，组织悼念总理的活动，把从南方出差回来的“小道消息”和“反革命诗词”传抄，于是受到了全局大会的不点名警告。要我写出那几个月所有活动的详细过程。就这样一直到1976年“四人帮的垮台，我都是炮打中央文革的危险分子。

”四人帮”倒台，上海市委领导杨帆和交大领导邓旭初鉴于对我的了解，迅速启动我的平反程序，1977年我作为上海第一批平反人，受到了上海市和交大领导的高度评价，在平反书中评价我“长期受四人帮迫害”，“和四人帮及其上海的代理人徐景贤等作过多次面对面斗争”，并表示我可以回上海工作。然而由于山东--全国仅有的、四人帮倒台后主要领导没有更迭的省份，却对我的平反极不情愿，他们唯恐我起来对他们对我的迫害进行追究和声讨，竞然反手为云、覆手为雨，标榜自己是一贯和四人帮斗争的，把我这个和四人帮斗了10年的、一直来被他们称作炮打中央文革、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又渲染成和“四人帮”关系密切的造反派头头，再次对我进行了新一轮的、长达12年的压制。期间他们公然扣押了胡耀邦对我写给他的信的批示，拒不传达。

长期的研制对我对损伤实在是太大了。我的父亲只有我一个儿子，他原本有病，但不至于死.它是完完全全被吓死的。因为专案组给我定的罪名实在是太大了，专案组说的话语实在是太可怕了。他们说：你的儿子够枪毙3次了。炮打毛主席，够枪毙吧，炮打林副主席，够枪毙吧，炮打中央文革够枪毙吧。于是我父亲带着对我深深的忧患去世了。死后对我封锁消息，直到1970年我分配工作才告诉我，那时我一直被关在上海郊区一个镇里。我得到消息后，默默地到布店扯了一尺黑布，自己缝了个黑圈套在袖子上，缝的时候，总是扎我手，因为我看不清，眼上全是泪，黑修桃上市大大的针教合一点点的血迹。我有一个女朋友，1967年我们相识，她是我的狂热的崇拜者。说是我的女朋友，当时我都不承认，因为我们从来也没有谈过爱你爱我的话。但是在我隔离在乡下的时候，她竞然自称是我的女朋友，在工宣队的陪同下到我的隔离地，说是来劝我改变态度，其实是要来看我。但是我们的工宣队害怕我父亲去世等消息被我知道，不让他见我，可这么一来，上上下下都知道我有个女朋友是上海一医的。本来我们就心心相印，所以知道这个事情后，我也默认了。本来我们会有很美好的未来的，谁知因为她出身不好，他的父亲曾经当过保长，所以他全家都坚决反对。70年8月下旬，她从江西赣州和家里争吵后独自一人来到上海，要和我在一起。我知道这个情况后，坚决不愿和她结婚，当时我讲的都是一番闪光的大道理，但多少年后我慢慢明白，其实是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记得，在上海的那些日子，她总是不停地哭，而我变着法子逗她高兴。记得那天，我们同乘一个到西安的火车（她分在渭南），在南京、蚌埠，她都拉着我下车，要和我同住一天，每次都是我故意迟延没有遂了他的愿。到徐州后，我下车又坚决阻住他下车，在阵阵汽笛声中，我目送泪流满面的她随着火车远去，我走进站台等凌晨去济南的火车。我刚一坐下，泪、积压了多少天的泪刷地一下从双眼涌了出来，我赶紧用手把黄军帽拉了下来，遮住了我整个脸，……。我的母亲在我参加工作没几年后也去世了，她的眼是哭瞎的，几乎看不见，死的时候人缩成一点点了，医生说，她是心力衰竭死的，不能说全是我的原因，但我知道，我的经历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她是个信迷信菩萨的人，我后来知道，她经常半夜三更起来，到菩萨跟前念经，求佛保佑我。不过他还算是幸运的，他看到了我结婚，看到了我的孩子许忆南，并亲自带了半年，看到了我被平反。她是在我的孩子一岁的那年去世的，1979年冬天。

面对做这样长期逆境，我从来没有退却，毛主席著作是我的精神食粮，雷锋精神是我永远的榜样。我经常背诵着奥斯特洛夫斯基“人的一生是要这样度过的……”去工作，总是以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要求自己。遇到压力时，想“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委屈时，念“宁天下人负我而我决不负天下人”，遇到困难时“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对生活，和比我差的人比，知足者常乐；对工作，和比我好的人比，永不满足，保持不断前进的激情。正因为这样，我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不计报酬，不考虑个人得失，忍辱负重，任劳任怨，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在各种不同的岗位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岁月流辞，原来直接压制我的人终于逐步走下历史舞台，我也以自己长期认真、努力的工作和奉献感动了大家。一位从事人事和政治工作的干部，曾经动情地对我说过：10多年了，我们现在不得不承认，你确实是一个认真工作、坦诚奉献、一事当前先替别人打算的好同志。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1998年我被推选为省政协委员。跨进了可以堂堂正正参政议政的行列。

政协10年，是我生命力大释放的10年。10年里我共写了340多个提案，最多的八届五次会议，我写了54个提案。平均每年34个。我曾经连续5次在省政协的大上作口头发言。我是省政协唯一的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的“布衣常委“，我也是第一个在省政协的常委会大会上离开讲稿用多媒体发言的人。我的足迹遍及省政协各个领域，我是提案委员会的委员，同时又参加经济委员会、科教文委员会的活动，我还是国家认证认可委员会的委员，省公安厅、网通公司，济南市地名委员会的特约监督员，民盟、民进参政议政专家和顾问。尽管我不喜欢，但大家还是戏称我是提案大王。

然而，我毕竟太累了，为此，我在2007年4月1日，向省政协提交了不继续连任的报告。而今天，我终于如愿下来了。

奇怪的是如愿，我却没有如愿的感觉，也许是我对省政协的感情太深了吧，也许是我10年来养成了一种参政议政的习惯一时还没有回过神来吧，反正，自从我得知我真的要离开政协后，心里总是有一种迷惘的感觉。是对政协的依恋，还是对政协委员们的依恋，我自己也说不清。好在我最近来工作一直忙得透不过气来，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整理和思索。只是到了今天，我在工作感到累了正准备休息的时候，突然又写起这篇文章来，这一写就是将近3个小时。现在天快亮了，我必须要睡一下了，因为明天还有重要的报告要写。后天就要给厅长办公会汇报。我的这篇文章就写到这里吧。权当作一篇博克，奉献给大家，尤其是那些关心我的人。到我稍微空一点的时候，我再来改写和续写吧。还要告诉各位的是我研究文集已经基本定稿，再通一次稿就可以了。研究文集我虽然再三选择，仍然有200多万字，要分上下集了。据说印3000册就要15万元钱，资金也是个问题，到时候再说吧。

许云飞，匆匆写于2008年1月6日凌晨5点.